所有参与立法的主体所在的行政区划即是本文所称的区域，当前在我国主要指省级和较大市级等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行政区划。
[24]应当说，公定力的概念反映了行政法的常态秩序：行政行为作出后，在它被有权机关正式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前，通常是被推定为合法的。（三）违法命令和违法逮捕美国州和联邦法律授予一些行政机关强制性的权力，例如卫生官员人室检查、海关官员扣押物品。
这些法律提到的无效仅仅指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后果，并不同于学理上讨论的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这种论述方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政意志傲慢而专横的形象，放松了公定力的绝对性。抗拒行政违法行为的人，也不一定知晓相关的法律规定。地方征兵办认为麦卡特不再符合唯一存活儿子的条件，要求他参加征兵体检。不管政府违反的是宪法、制定法还是普通法，这个利益平衡方法都同样适用。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征兵办对法律的理解错误，麦卡特母亲去世的事实不改变他作为唯一存活儿子的地位。就像公民不服从是美国对民权运动的回应、国民抵抗权是德国对纳粹统治的反思，中国立法关于拒绝权的规定也是时代的回音。[57]从2002年起，各地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国务院文件相应地规定，凡是按规定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的，农民有权拒绝缴纳。
否定公民拒绝权的观点，完全忽视了中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公民拒绝服从警察违宪的命令不构成犯罪，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赖特案件。然而，法院认为，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不应当被不分情况地盲目适用。五、内容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
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现在警察的训练和装备都有改进，抵制逮捕往往是徒劳的，甚至给被捕人自己或者给警察造成无谓的人身伤害。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7页。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3条规定：行政处分无效，行政机关得依职权确认之。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法院还指出，坚持这一原则是防止干扰行政过程的需要。《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第19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而且，现在的刑事司法体系（包括警察的执法手段、看守所的条件、保释制度等等）有很大改进，抵制逮捕的必要性也降低了。当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其藐视的情形也有多种：他可能拒绝履行行政行为设定的作为义务，例如不去交纳罚款。[32]参见前引[2]，罗豪才主编书，第133-134页。[22]参见吴婧萍：《行政行为公定力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
法院认为，在这些立法意图中，家庭单位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面临激烈的争论：有的坚持绝对公定力理论[21]。
在此过程中，规划局工作人员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送达《违法建设停建通知书》。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
[7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无效行政行为不得予以执行，请求确认无效也没有时效的限制。然而，把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公民拒绝权进行简单对接也是有问题的。首先，绝大多数人不会愚蠢到放弃行政救济程序，而让自己面临刑事审判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5年牢狱。而对于罚款、收费、摊派、检查和调查、扣押证照等问题上，相关规定尤其明确。本文将在阐述和界定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不同传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现有的立法和实践，对中国的理论和制度建构提供一些建议。
麦卡特还是置若罔闻，地方检察官于是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二）管制言论的违宪法律美国有大量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案例，这里只举一个夏托华斯案件。
中国地震局《地震行政执法规定》（1999年）第20条（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和处罚）。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只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它违法、不可接受，它可能涉及但并不必然涉及道德良知。
只要对它的效力范围加以适当的限定，不妨继续使用。现有法律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特别规定，现在需要的是普遍性的规则。
[62]类似地，针对城管野蛮执法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如禁止超越法律规定权限，采取没收、毁坏流动摊贩财物等野蛮执法行为。公民对行政行为的效力有争议，通过抗拒行政违法这种独特的方式，以及随后的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可以最严肃地提出法律问题的争议，检验并发展法律。除非有非常明显的法律错误，都应当推定有效，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均受其拘束，非经有管辖权的机关不得变更。（一）错误的兵役征召麦卡特征兵案虽然以刑事诉讼的形式出现，却是一个行政法色彩浓厚的案件。
[7]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克力同篇。摘要: 公民能否对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采取抵制行动，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
此外，处在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原则上对上级指令有服从的义务。《担保法》（1995年）第11条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对强令其为他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有权拒绝。
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广泛存在的行政违法现象的回应，是对公民作为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立法过程中的辩论似乎显示该条款的目的有多个，包括保存家庭的男性子嗣、抚慰阵亡者的家庭成员、维持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各个家庭为国牺牲的限度和公平。
[70]当学者们用来自域外的行政行为无效理论来论证和界定公民的拒绝权时，多多少少疏离了中国的实际。最典型的是《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二、大陆法上的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拒绝权中国法学界对公民拒绝权问题的讨论多是继受大陆法的学理。1963年，他与另外几名牧师（其中包括著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一道，计划于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在伯明翰市举行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
所以，拒绝权的行使必须有所限制，不能行政机关一有违法就予以直接抵制。对几名黑人的有罪判决也被推翻，理由是任何人不得因为拒绝警察违宪的命令而受到惩罚。
如果当事人不去积极寻求行政救济而法院事后频繁干涉，将引发更多的人轻视行政过程，影响行政效率。首先，讨论主题（包括行政行为、拒绝权等概念）往往缺乏清晰的界定。
[32]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此也做了规定。但没过两年，麦卡特的母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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